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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身世浮沉雨打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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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卫台湾之战,绝对是甲午中日战争的一部分。包括日本也一般是这样看的,如《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》。可在台湾研究者的著述里,一般另称为“乙未之役”(1895岁次乙未)。读来总觉得这其中颇多意味。

起初可以理解为满含被弃的悲凉和怨意。后来也愈加明显带了一些想拉开距离的政治色彩。

和约已成,台湾已割让,甲午那场战争似乎随着大清朝廷与日本停战而结束。朝廷,置身于人民与日军的战争之外。

所以,这场斗争也被有的研究者愤而称为“没有满清的甲午之战”,这一点倒也不委屈大清英武的皇上。

但台湾人民,当然也包括部分爱国清军官兵的英勇抵抗,厚厚一部巨书也难以写完。这段历史,读来胸中总会悲情与豪气交织。

这是在没有外援、孤立作战中,英勇牺牲的勇士们续写的光照千秋的甲午抗战巨篇。不说规模,从给敌造成的巨大损失上讲,反割台、保台湾的战斗,足令满以为可以轻取台湾的日本人哀叹。单从精神层面上讲,也足以令鬼子的“武士道”相形见绌。

这种英勇不屈、宁折不弯的气节,也让那些因自顾保命、纷然逃避,主动投敌、以保富贵的人,更显渺小、更显可悲。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5月9日,未等中日双方交割台湾,日本便发动了对台湾的攻击。

桦山资纪在上次侵台时,组织和带领侦察人员,先于日军大部队第一个登上台湾,晚于日军大部队很久最后一个撤退,充分进行了探查活动,算是对台湾情况最熟悉的鬼子官了。他采取的策略,当然会有很强的针对性。

日军选择从台湾北部登陆。从战略上讲,那里是台湾的经济中心、富庶之地,又是台湾的政治中心、省城所在地,按日本人的如意算盘,迅疾攻击、直取台北,大局可定。

鉴于上次西乡从道偷袭台湾的教训——当然那也是没办法,日本人想先占据土蕃之地,按日本人的逻辑——那里尚未开化、不服王化,不能算大清的领土。结果,虽然杀人放火、干了些坏事,但也被山地凶悍好斗的原住民缠打得焦头烂额、损兵折将——这次是大清转让土地了,就不必顾及国际观瞻评论,直向开化的地方去行了,正好先不跟土蕃们斗。

如果台湾民众还不服,就以这里为基地,采取从北向南步步推进的策略。这不是日军多笨,而是有点懒。台湾地幅窄长,日本人从祖上起便熟悉和擅长在这种战场作战,日本所谓战国也不过双方打上几次最多几万人规模的决战,便可奠定乾坤。相信凭现在的实力,可以一举扫荡全台。

日本人登陆战术上似乎并未大意,象模象样地安排了佯攻和牵制。联合舰队先向基隆的金包里猛烈炮击,摆出攻击的姿态,实际上陆军突然出现在基隆东南五十里的三貂角湾。

参加攻台的日军部队已经增加为两支。

起先,日军组建的是总督府直属部队——由比志岛义辉率领,从第一、第六、第四师团抽取兵员组成的一个临时混成旅团,共有将校8人,士兵6494名,随军役夫566名。

这支部队曾攻下了澎湖,但由于伤亡,更多的是挤得象牲口一样密的运兵船上暴发霍乱,减员严重,竟达1100多人。加上日本人已经发现岛内形势不好办,以现有兵力肯定不够用。所以,日本决定增派近卫师团,让天皇的亲军上阵。

于是,近卫师团长、陆军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,率所属近卫步兵第一旅团(旅团长川村景明少将)、近卫步兵第二旅团(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)等(共有将校60名,士兵1409名,役夫700名),首先出动,于9日登陆三貂角湾的澳底。

还是如一场旅行一般,从容登上了台湾土地。

清军零星的反击让敌人胆气大壮。气势汹汹的日军不等全部上岸集结,便迫不及待发动了台北地区作战。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虽然,伊藤给了日军一个很绝妙、很得意的选择,占领澎湖,便停下不动。已经割断台湾与大陆的联系,剩下的就看他在谈判桌上怎么使手腕,没必要让士兵去送死。

他的计策完全成功了。台湾被割给日本,剩下的工作就是去接收罢了。

但,他们还是过于乐观了。

桦山资纪选择台湾北部作首要攻击地区,这也是个相对不错的主意。但一鼓而下、进占全台的打算,却大错了。

伴着日军对台北地区的攻击,台湾武装抗日斗争也正式拉开了帷幕。

5月0日黎明,日军先头登陆部队经一夜休息,便以近卫步兵第一旅团为前卫,向西进犯。

日本人的头疼才开始。

日军遇到的第一个麻烦,就是台湾山地复杂的自然地形。

澳底向西北到基隆的五十里地,沿途重峦迭嶂,山势险峻,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通,崎岖难行。这让本身来自穷山恶水的日本兵也感到难以应付。

轻装的步兵还好一点,日军炮队就只得“将炮身和炮车分解,由土兵分别肩扛”。就是这样,一路上“驮马由于过度疲劳,或倒卧中途,或坠落涧底,军需均靠人肩运送。”不时还有士兵“误从悬崖坠落”。

日军随即便遇到了第二个麻烦,就是彪悍倔强的台湾人民。

日军强令群众搬运物资,并向他们征收粮物,但沿途人民都拒绝与敌人合作。皆“倔强不肯从命。以土人做民夫,中途逃亡者甚众,无奈系绳于其腰间,由士兵监督,鞭打使役。”当日军上前询问道路时,多数回答是“不知道”。日军“欲以小惠结其欢心,反招其轻侮”。

穷凶极恶的鬼子便对手无寸铁的群众以杀戮相威胁,还毫无羞愧地称是“故不能恩威并行,宁可以威势使之屈服。”[《日清战争实记》]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即使动用毒辣手段,日军也用了整整一天时间,才到达了三貂岭。

史上说该岭最为险峻,是日军必经之路上的防守要点。可是,日军虽然累得要命,所幸这里却无防兵把守。

捉襟见肘的唐景崧失算了,闻听敌人上陆,急忙派兵补漏。临危受命防守三貂岭的,是新近从广东赶来的吴国华率领的700粤勇。因仓卒部署,诸事不齐,0日上午吴部清军出发时,三貂岭就已经被敌占领。

敌情已明,唐景崧又急忙派出营官胡连胜,并急调顶石角营官陈国柱、金包里营官记名提督陈得胜、狮球岭营官知县包干臣等,各率粤勇数百人前出迎敌。

第二天,1日,日军前卫侦察分队遇上了清军。

短暂的接触战斗之后,因为摸不清底细、自身力量有限,日军未敢妄动,于是,继续向三貂岭集结部队。

到了日拂晓,日军前卫、近卫步兵第二联队自三貂岭宿营地出发,以大战前的姿态,向基隆杀来。

上午7时50分,日军在瑞芳发现了守卫的清军。

清军各部集结在瑞芳扼守,除前边几队,还加上了1日拂晓才赶到的广东守备刘燕带来的炮勇及5门格林炮。好不容易把大队人马集结齐,本来准备日早晨整队出战,正遇上日军攻来。

双方就在瑞芳展开激战。

这一仗,清兵灵活利用地形,拼死抵敌,或“隐于村落的土墙后”,或“潜于茂密树林之间,巧妙地利用地物猛烈射击”。[《日清战争实记》]日方也记载:“敌人的抵抗意外顽强,或仅仅以数十名前来逆袭,或单独潜伏房屋竹丛中,待我通过后加以狙击……我方死伤较多。”[《台湾抗战日方资料》,《中日战争》]

但清军的火力根本难以与日军相比,只能以血肉之躯抵挡。激战中,清军也伤亡惨重。提督张兆连重伤,记名提督陈得胜战死,日军两路包围威胁较大的清军炮兵阵地,刘燕督率炮兵与日军近战,死伤甚众。亲临指挥和督战的刑部主事(时任台湾布政使)、督办全台营务处俞明震,率亲兵上前助战,加入了战斗,也被弹片击伤。

尽管付出了极大的牺牲,但瑞芳终于没有保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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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上午,近卫师团进犯基隆,远远地便首先受到狮球岭炮台清军的炮火迎接。

但日军有军舰支援,能够不断地从海上向基隆炮击。正午时分,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,川村景明指挥八个中队向基隆市街发起猛攻。清军冒着倾盆大雨,在咫尺难辨的云雾中与敌人苦战五个小时,直至下午5时,街市终被日军突入,随即又与敌人展开了巷战争夺。

基隆陷落。但惨烈而英勇的抵抗也让日军胆寒。

两名清军士兵神色刚毅地看着敌军冲近,从容引燃了火药库。爆炸使日军死伤近50名(炸死军官一人、士兵二十人,炸伤军曹一人、士兵二十余人),并炸伤夫役一百余人,其中重伤十七人。[《日清战争实记》]

在进攻基隆的同时,日军分兵向基隆市街西北、扼台北通路的狮球岭发动攻击。

但是,一类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的玩意——败类,又出来了。奉令前去防守狮球岭后路要地八堵的中军副将黄翼德,一到八堵,便立即回返,谎称狮球岭已失,加上大雨不能扎营,唯恐省城内乱,唐巡抚安全为重……

狮球岭只剩下知县胡友胜的粤勇四营,实际上已经成了一支孤军。

没有援应,胡友胜和这支孤军浴血苦战,顽强抗拒。日本随军记者描述:“我军虽集中射击,而守军却巍然不动。风雨愈急,日近黄昏,枪炮声与风雨声相合,相当凄厉可怕,真不知何时才能攻占!我军再合力攻击,而炮垒后面仅有险峻之栈道相通,前面亦仅可攀,难以发起冲锋。在炮垒与市街之间,是水田与竹丛,且相距甚远,我军架设在炮垒下面的一门山炮亦不能奏效。”[《日清战争实记》]

日军占领基隆市街后,四面包围狮球岭。已无逃生希望的守军奋力杀敌,战至下午6时,伤亡殆尽,狮球岭终被攻陷。

确保全部占领基隆,跟随日军前进的桦山随即将总督府大本营设在基隆城中。在此之后,他却忽然停止了进攻。

连日的战斗中,清军的表现一时令日军胆寒,日军在战场上一直敢于实施的小股多路突进的打法,放在此处似乎显得太过冒险。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,是后勤跟不上。

据《日本侵略台湾档案》辑录的日军档案记载:“在三日完全占领基隆之前,大家都很忧虑,因为我们携带的口粮已经完全吃完了。道路险阻,没有运输能力,后方完全不可能有粮食补充。”

日军冒着弹尽粮绝的危险全力占据基隆,不得不暂时停止攻击,就地稍作休整。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可是,清军又开始犯甲午开战以来惯见的毛病:只能打一阵,然后便急转直下,而且一溃就是全溃。

日军攻陷基隆的消息传来,驻守台北的清军却未见敌踪先丧失了斗志,不打自乱了。

6月4日,前线退下来的俞明震等进见唐景崧,会商结果,是兵力空虚台北难守,只能弃守。

弃守在战略上有时是为了重整兵力、防线。俞明震力劝唐巡抚暂时退守新竹,与林朝栋、刘永福二军联合,以图再举。

但唐景崧却默然不应。这一突然的变化让俞明震心中一沉,知事不可为,便不再强求。于是,长叹而退,自往台中撤去,最后寻路返回了大陆。

俞明震(1860-1918),字恪士,又字启东,号觚庵,祖籍浙江山阴(今绍兴)斗门,生于湖南。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中进士,选为庶吉士,三年后授刑部主事。此段经历与唐景崧十分相似。中日甲午战争前由唐景崧奏调赴台,掌管全台营务(军事工作),1895年接任台湾布政使。之后仅数日,《马关条约》割让台湾。俞明震与唐景嵩、邱逢甲等人组织台湾守军抗日,并出任内务大臣。

内渡之后,俞明震任过几地的道台,戊戌变法期间,俞明震积极支持康、梁,并参与湖南巡抚陈宝箴在当地推行的新政。变法失败后,转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兼附设矿务铁路学堂总办(校长)。后来,他可是个非常有影响的人物。

鲁迅先生在自己的《鲁迅日记》中多次提到“恪士师”、“恪士先生”,就是俞明震。1898年,18岁的周树人(鲁迅)进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,成为俞明震的学生。鲁迅还在《朝花夕拾·琐记》一文中回忆:“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,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《时务报》,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,和教员出的很不同。有一次是《华盛顿论》,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:‘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?’”

被鲁迅称为“新党”,出的题目是世界性的知识,超出了教员的认知范畴,由这个有趣的记载中可见俞明震学习和选择的道路,已经基本不同于满清的那一套了。

经过那段历史,还会有很多人选择这条道路,成为俞明震的同道。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俞明震离开台北,走后曾又致函唐景崧:“天不佑中国,无可奈何,公心迹可告无罪。惟计不退守新竹,公宜自为计,不可贻笑天下。”[俞明震《台湾八日记》,见《中日战争》]俞明震知道唐景崧已经动摇,台北局势已非他能掌控,实际是在劝唐离台,不能落入敌手。我理解“贻笑天下”的特别含义是,决不能当叛徒降兵,再向敌人献一次台湾。

其实根本不需要说,他的猜测是对的,唐景崧见前线抵抗失利,自己手忙脚乱安排的防线又这么快就崩溃了,原本就不那么坚定决绝的心便立刻动摇,确实已经在重新估量形势和安排自己的退路了。

果然,当夜前敌溃兵入城时,不知是溃兵还是谁点燃了巡抚衙门。

说法颇多,真真假假,难以辨清。对唐巡抚鄙视的,说是粤勇统领入城后闯衙门找唐巡抚请命,要求再战,而唐的卫队、抚标营的土勇们与粤勇发生误会,相互火并;对广东兵败退十分不齿的,则说是乱军想哄抢府库银两,打砸了衙门……局势无法控制倒是真的。

反正唐景崧趁乱在护兵的护卫下“微服出行”,由抚署后门悄悄出去,先躲藏进德国洋行内,寻机潜行到沪尾,两天后乘德船鸭打号内渡,跑回厦门去了。

被台湾人民寄予厚望的民主国总统最终还是弃职而去,回去向朝廷“请罪”,寻求富贵去了。

这是绝大多数封建官僚的通病,或激于一时义愤,但意志决心不坚,经不起任何颠簸起伏,形势一旦不利,急剧变化也属不意外。很多时候,英雄与懦夫仅仅是一念之差而已。

贻笑天下,这个结果是无论如何不可避免了,挨骂,也是自取其咎。可能因为他是全台最大的“官”了,份量不一般,查查史书和各种资料,后世对唐景崧可谓恶评如潮。

“想当年”的英雄事迹,顿时黯淡无光,保台以来的一系列安排,也屡遭质疑。清军作战不力,战略安排失当……后人查找教训时几乎没有一条不提到他的。

最为中肯的一句评价,莫过于“半截抗日”,有始无终。但五十步与百步并无差别。

大清没有了台湾,唐景崧自然也失掉了“巡抚”,他被追究抗旨罪责,路上接到圣谕,皇上意思是“不用来了,直接回家吧”,悻悻地回到灌阳县江口村,闭门当起了寓公。

仿佛心灰意冷的唐景崧请来戏班,终日靠听戏消磨时光。不愧是才子,听戏也要听出个名堂——这一听之下,他竟成了桂剧的开创者。

他不光听,还要创演,把桂北地方戏和流传甚广的皮黄戏曲相融合,定曲牌,谱乐曲,在表演、唱腔、化妆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创造。毕竟当过京官见多识广,便仿照京戏的样式,建戏台、搭戏棚,招募艺人乐师,办起戏班“桂林春班”,培养了一批名角,还亲自撰写、改编成《看棋亭杂剧》40出。融南北戏剧特点为一炉的广西桂剧,便在他那个园子里诞生了!在丰富文化艺术上,唐景崧功不可没。

唐景崧邀请好友看戏、下棋,以为精神寄托,他的剧本集叫《看棋亭》,他的寓所里有一座“听棋亭”。亭上一副自书对联:“纵然局外闲身,每到关怀惊劫急;多少棋中妙手,何堪束手让人先。”园内戏台上也有自撰联:“眼前灯火笙歌,直到收场犹绚烂;背后湖光山色,偶然退步亦清凉”。

这两联联面说的是棋和戏,细细品味,却让人感到清楚透露着比单纯的一片萧然更复杂的心态。

观棋一联,隐然是表白自己仍然关心国家命运,不甘心将责任付与别人承担。听戏一联,叹的实际是自己半生辉煌骤然失色,没有把英雄做到底。

但……正是还有一份“每到关怀惊劫急”的情怀,让唐景崧走上了另一条道路,一条与当时许多士人官员相同的道路——变法。

甲午战败和《马关条约》极大地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,马关之耻,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。

亲历割地之辱的唐景崧更有切肤之痛,明显倾向变法图强,与康有为结成莫逆之交,慷慨解囊捐钱协助,到处呼吁维新变法。还和广西另一位维新干将岑春煊一起创办“圣学会”和《广仁报》,设立广仁学堂,宣传维新思想,使广西成了维新派的重要据点。

百日维新期间,广西有识之士筹办“新学”,唐景崧同时担任起桂山书院和榕湖书院的山长。1898年,广西巡抚黄槐森在桂林创办“广西体用学堂”(后来的广西大学),又聘请唐景崧主办堂务(当校长),兼任中文总教习。

昔日的唐巡抚,后来的唐校长、唐教授从此便在课堂上,用他亲历的中法、中日战争为例激励学生奋发图强,为振兴国家效力。教着教着,有一些学生便走出去实干起来了,最著名的如邓家彦和马君武,与孙中山共同创立同盟会,参加了革命,去推翻清王朝了。

谁料,这位清朝官员,竟是以这种方式,完成了他悲喜人生的另一个转折。

问此心谁解?有次康有为在唐景崧那里看完“黛玉葬花”后,借题发挥赋诗一首,前半部“妙音历尽几多春,往返人天等一尘,偶转金轮开世界,更无净土眷无亲。”似是叹息人与万物不过皆为世间一尘,开导老唐看开一切、无须挂怀。后半部则实指老唐的尴尬处境,所谓你的心情我最懂了:“黑风饮海都成梦,红袖题诗更有神,谁识看花皆是泪,雄心岂忍白他人。”

沧海横流,方显英雄本色,大浪淘沙,也将退缩者淘汰出局。用这么笔墨来叙述唐景崧的结局,是因为这个故事本身极具戏剧色彩,或者很多历史人物本来就很复杂,而唐景崧的人生故事也很具代表性,正是那个时代浮沉者的写照。

往事不堪回首。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巡抚一撤,官兵一散,台北几成空城。基隆那边还在辛苦搬运给养、积攒物资准备再战的日军,从洋人和一些甘为汉奸的(记住这是主动的)乡绅那里获知情报,赶紧派两个中队人马赶过去接收,半夜时分到达城下,只遇到部分未撤的清兵据城射击,对峙到天亮,城头零星的枪声也没有了,日军大呼小叫地攻进城去,清军已退向淡水。

10日,驻淡水的清军主动放下武器,11日,总兵余清胜也率部下五营投降,降兵全部被日军送往福建省海坛岛遣散。

11日,北白川能久率近卫师团司令部进驻台北。人们纷纷逃散,日军则占民房,掠鸡牛,搜军器,好一通忙活。台北一时如鬼入城,“风云惨淡,日暮则道路无人。有闻扣户(敲门)声,则阖室皇皇,相惊以番兵来矣。其骇异之情如此!”

15日,桦山资纪也率幕僚自淡水乘火车抵台北,17日,主持了所谓“始政典礼”,宣布台湾总督府正式成立。

后来,日本政府更是把这一天订为“始政纪念日”,以示鬼子在台湾殖民统治的开始。

但是,这个总督椅子没有一天能坐安稳,因为台湾人民反击侵略者的战斗不会停止。(未完待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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