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五八年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Y发布【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】，提出：“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”的教育方针，各级各类学校很快办起工厂、农场或养猪场。
为贯彻“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”教育方针，勤工俭学、校办工厂如火如荼。文教局局长齐世光，带领全县中小学校长去南昌学校参观学习。
我们在南昌呆了五天，跑了七、八所学校。所到之处，只见操场上、教室里到处都堆放着原料，到处都是师生们在做工。有的以铁丝作原料，把铁丝“斩”成铁钉长短，说这是在“生产铁钉”；有的在利用斧、锯，进行木器生产；更多的是在用“马粪纸”做纸箱，……到处是“叮叮当当”、“轰隆轰隆”声。
参观回县以后，文教局在县城召开了全县中、小学教师大会。那时全县中、小学教师，总数不过三百多人，会场设在影剧院。
我清楚地记得，当天没有电。主席台上，一部手摇发电机绑在一条长板凳上，两个人面对面坐在长板凳上，同时不断使劲用手摇着机柄。
主席台前的两盏电灯，时明时暗；齐局长站在麦克风前作参观汇报，喇叭里发出来的声音，时大时小，台下只能听懂一小部分。
各机关单位抽调人员到外地去“大炼钢铁”。没有抽走的，除了本行业的“大跃J”以外，主要是支援农业。
我们学校老师和年岁较大的学生，都分配在生产队“支农”。
抗旱的时候，白天黑夜同社员一起用水车车水。
水车有手车和脚车两种。每部手车两个人使用；脚车有两个人、四个人使用的。我们一般是每部水车安排两组人，同生产队社员轮流转。
白天烈日当头，实在吃不消，有的社员就从家里拿来被单，撑在头顶上遮太阳；晚上车水，虽然没有烈日，但由于机械而反复的动作和枯燥的车声，加上夜以继日的疲劳战，使人沉醉于半睡眠状态，所以有些师生在车水时，倒在手车上或从脚车上摔下来。
乡里开展“积肥大会战”。我和高年级班主任商量，组织学生自带铁锹、畚箕、扁担，上观音洞掏蝙蝠粪，送给生产队作肥料。
我们打着手电筒进入山洞里，只听到头顶上“唧”“唧”“唧”；只感到脚下软绵绵。我们用手电筒照了照，只见成千上万只蝙蝠，倒挂在岩石上，还有小部分在空中毫无目的地飞翔。
那一次，我们轻易地掏回了40几担蝙蝠粪。至于蝙蝠粪能不能起到“肥田”的作用，我们就不知道了。
有一次，乡里通知我们学校给生产小队积肥，我们找不到肥源，就将学校食堂的土灶拆掉，将拆下的土砖，一担一担送到生产队的田里。据说烧过的土，也能起到“肥田”的作用。
县里要办一个“大跃J”中科学发明实物展览。我们哪有什么发明，大家很着急。有的老师带领学生，把从田埂上刨来的草根，洗浄，捣成泥，然后再放在水盆里洗，最后将盆中渣滓捞干净，将水放在锅里煮干。剩在锅底的，用舌头尝一尝，居然有甜味。我们就称它是“糖”，把它送到县里去了。
县里召集全县中、小学教师，开了一个“扫除文盲誓师大会”。会上指出“机械化、电气化，没有文化不能化”。要求各辅导学区，在0天内扫除青、壮年文盲。会上摆起“擂台”，各公社相互挑战、应战，谁也不甘落后，一个比一个要提前完成扫除青、壮年文盲任务，提前向县里报喜，保证“说到做到，不放空炮”。我代表杨梓辅导区在大会上提出了“保证”。
我们回到学校以后，连夜将完小和村小所有教师，分配到各生产小队，进行组织发动。
师资不够分配的，就地聘请会计、出纳、保管等能识字的农民加以补充。以记工分形式为报酬。其他问题如借社员堂屋作教室、自己带桌、凳，供销社负责解决煤油指标等一一落实。群众的积极性很高。
我们开班七天，听县里来人说，很多辅导区已经向县里报了喜，并说我们太慢了。我心想：既然别人能做“报喜”的事，我也可以做，于是赶快买来大红纸，写了“我公社青、壮年文盲已扫除”的喜报。我一口气将喜报送到辅导区。没想到辅导区负责人却很不高兴，原因是：区里已经在两天前就向县里报了喜。
为了提高师生的阶级觉悟，上级要求各完小办“阶级教育展览室”。
我们组织教师编写了一些老贫农的苦难史；又从老百姓家收集来那些解放前没有的如手电筒、开水并、毛线衣、胶鞋等等物品。一并陈设在“展览室”，进行新旧社会对比。
学校没有收音机，也没有广播。
一天，公社广播站在学校前面的电线杆上架广播线。这条线是从公社经黄港生产大队到青峰生产大队的。我们的老师，见了很羡慕。
几天以后，学校托人从县城买来一只喇叭，老师把它安装在学校前面的电线杆上，并使喇叭口对着学校。
晚上，广播响了，清晰的“马儿啊，你慢些走”的歌声，使老师们高兴极了。
谁知好景不长，第二天，公社广播员来到学校，大发脾气，老师们不得不从电线杆上将喇叭摘了下来。
粮食紧缺，吃不饱肚子。生产小队办起了公共食堂，到了吃饭的时候，就按家庭人口去食堂端罐子蒸的饭。不花一分钱，我们心里暗暗高兴，有人说“共产主义快实现了”。可是，没过几天，生产队食堂就停办了。（未完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