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、八月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。会议之后，在全党开展了一场“反Y倾”斗争。
一九六零年正月初五，全县中、小学的负责人和党员老师，集中在县城“反Y倾”。
学校没有电话，初五下午三点才接到公社通訉员转来的通知。我立即顶着北风往县城赶。到县城时，已经是万家灯火。
我首先去旅社，找到校长们，了解第一天会议的有关情况。
我见一位校长坐在被窝里，正在埋头写什么。后来才知道，他的问题“严重”，“过”了整整一天，“关”还没过过去。
会议要达到的目标是：“反掉Y倾，鼓足干劲，实现新一年工作的开门红”。方法是：“人人过关，自我检查，相互检举、批判”。
第二天早饭后，我准时来到县政府二楼小会议室，坐在进门的一条长椅子上。
很快，与会人员全到齐了。看到大家脸上的表情，我感到现场气氛有些紧张，一种不祥预感，油然而生。
会议还没开始，我见齐世光局长在门外的走廊里，向那位正要主持会议的副局长招手。那位副局长急忙走了过去。看样子那位副局长很敬重齐局长，一幅点头哈腰，唯命是从的样子。
我听到齐局长在轻声向他交待：“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，不要把同志们搞得灰溜溜的。”说完便走了。
齐局长近几天在县里参加县委召开的一个会议，今天又要在王承启校长的陪同下，去南昌开会了。
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。
我心里想：反正人人都得“过关”，我不如趁早“过关”，以便“轻装上阵”。于是我第一个要求发言。我根据会议要求，从“政治上、思想上、工作上、生活上”作了“全面的、深刻的”检查。
我的“自我检查”完后，接着应该是大家进行揭发、批判。
在会场冷静了一阵子以后，我们学校的那位党员老师发言了。他单刀直入，“你，避重就轻！阶级立场问题只字不提。我来问你：为什么和地主家庭出身的人打得那么火热？”
阶级立场问题，是个非同小可的原则问题。会场又一次鸦雀无声。
主持人要求大家发言，并启发大家说：“这是不是在搞阶级报复？”。我解释说，同两位地主家庭出身的老师接触，完全是出于工作需要。
主持人又提出一个问题：“你们最终想采取什么手段残害出身好的同志？”。在座的听了面面相觑，我听了先是大吃一惊，随后又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可笑。
整个上午，主持人和我们学校那位老师不断向我追问、为我“分析”，而我则不断“如实交待”，其他的人只不过偶尔应付一、两句，催我“快说，快说！”
下午，会议继续在原地召开。在大家到齐后，主持人命我出去。约过了１０来分钟，有人来喊我。我走进会议室在原椅子上坐了下来。
主持人见我坐定以后就宣布继续开会。
首先向我交待政策：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”。接着叫我交待“怎样策划残害出身好的同志？”。
下午的会议，再不是主持人唱“独角戏”了。发言的一个接着一个。因为平时彼此之间不甚了解，要“揭发”的问题，只能是靠“分析”、“推测”。整个下午，除提出了个别新的意见外，绝大部分的发言还是在追查“动机和手段”。
到了食堂开饭的时间。主持人责令我，晚上回到旅社，继续写书面检查。我知道我的“关”还没过过去，但不会再在会上接受“揭发、批判”了，因为后面还有二十几个校长没“检查”，哪来那么多的时间！
几天的会议结束时，主持人作了小结。他指出：还有不少学校负责人，“蒙混过关，问题没交待彻底”。责令大家回去以后继续深入反省。
这次会议以后，我不但不能“轻装上阵”，反而终日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。
时间一天天过去。我无时无刻不在提心吊胆，等待组织处理。（未完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