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面说了高祖为稳固大汉江山，剪除异姓王，除此之外，对内，高祖积极采取一些恢复生产的措施。
楚汉战争之后，鉴于“大城名都，民人散亡，户口可得而数，裁什二三”。生产破坏，经济凋敝，“自天子不能具钧驷，而将相或乘牛车，齐民无盖藏”。
面对这种荒凉残破的局面，如何稳定秩序，复苏经济，已成为摆在高祖及众大臣面前的首要问题。
陆贾有口辩之才，在高祖面前常称《诗》、《书》之类的儒家经典。
高祖骂道：“你老子我是在马上取得天下的，哪里用得着《诗》、《书》！”
陆贾回辩说道：“陛下在马上取得天下，难道可以在马上治天下吗？”
高祖听罢，面有愧色，对陆贾说道：
“说得有道理，你替我论述一下秦失天下、我得天下的原因，及古代成功失败的事实，之后报给我。”
陆贾着述了《新语》十二篇，每奏一篇，高祖无不称赞，周围人都喊“万岁”。
陆贾在《新语》一书的《无为》篇中指出：秦代“事愈烦天下愈乱，法愈滋而奸愈炽，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。秦非不欲为治，然失之者，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”。
力劝高祖轻徭薄赋，休养生息。
从陆贾所揭示的历史教训中，高祖认识到，在此时，只有轻徭薄赋，约法省禁，才能缓和基层人民的反抗，以巩固自己的统治。
高祖采纳了陆贾提出的“黄老无为”政治思想，从建立政权开始，即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。
军队官兵复员为民，按本人功劳大小，给予数量不等的土地。同时还规定：原籍东方六国的官兵，愿留在关中者，得免除十二年徭役，回归原籍者，免徭役六年。
对在战乱中流亡山泽不着户籍的人户，“令各归其县，复故爵田宅”。
凡军吏卒无爵或爵位在大夫（第五级爵）以下者，“皆赐爵为大夫”，原位在大夫以上者，晋爵一级。爵在公大夫（七级）以上者，“皆令食邑”，并优先给予田宅，其地位与新朝的县令、县丞相等。七大夫以下者，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徭赋。
因连年战乱，人口锐减，当时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奴婢，使朝廷直接控制的依附农民更加减少。释放奴婢增加农业劳动人口，解决国家财政困难。因此，高祖即位后，即诏令“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，皆免为庶人”，恢复他们自由民的身份。
约法省禁，轻田租，什伍而税一；量吏禄，度官用，以赋于民。
重农抑商。汉继承秦朝“上农除末”的农本思想，对工商业采取抑制的政策，以保证以小农为基础的经济得以发展。
高祖诏“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，重租税以困辱之”。此外，还规定商人及其子弟不准入仕，进一步从政治上压制商人，限制商业的发展，防止农业劳动力的流散。
鼓励增殖人口。汉高帝七年（前200），高祖下令，凡“民产子”，可以免除二年徭役。这是史上最早的鼓励生育政策。
在政治制度上，西汉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制度。在皇帝之下，设三公（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），分掌政务、军事和监察；九卿（奉常、郎中令、卫尉、太仆、廷尉、典客、宗正、治粟内史和少府）分别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。地方行政机构，除沿袭秦朝郡县两级制度外，郡县官制承袭秦代，封国官制彷照中央。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为乡、亭。
在军制方面，汉初建立了比秦朝更为完备的武装力量。在中央设立南北两军，以拱卫京师，“南军卫尉主之，掌宫城门内之兵；北军中尉主之，掌京城门内之兵”。
在地方，高祖命天下郡国选能拉弓张弩、材力武勐者，组成车兵、骑兵、步兵、水兵。这些地方军队，郡国由郡守和郡尉掌管，王国由国相和中尉掌管。
在法律方面，入关之初，与秦民“约法三章”，作为稳定社会秩序的临时措施。西汉建立后，高祖命令萧何在秦六律基础上，制定汉律《九章律》。
在消灭异姓诸王的同时，高祖吸取了秦的子弟都被残杀，到后来朝廷孤立无援的教训，在异姓诸王的旧土上分封了九个刘姓子弟为王，并杀白马为盟，立誓“非刘氏而王，天下共击之”。为了控制诸侯王国，刘邦规定王国的相、太傅、内史、中尉等重要军政官吏均由中央委派，并规定无中央虎符不得发兵。
至此，高祖用几年的时间，基本为大汉的政治和经济结构，搭建了基础框架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接下来，高祖最忧心的就是自己百年之后的立储了。
这件事，一直缠绕着高祖，使其左右为难。
也因此，致使高祖之后的大汉江山，出现了危机。
事情的原因，要从高祖的两个儿子说起。